“我們年紀大了,不好做主了。”
近日,由SMG紀錄片中心推出的《前浪》頗受好評,紀錄片將鏡頭對準上海的老年人,用獨立的七個故事展現了真實的老年生活圖景。沈奶奶是第二集《愛人》的主角,她的丈夫陳爺爺身患阿茲海默癥,認知能力下降,時常出走,家人因為無休止的照護重負而瀕臨崩潰。在巨大壓力之下,沈奶奶的女兒決定遵從醫生的建議,將父親送至專業照護中心,以緩解母親的重負。然而這一決定卻引發了母女間持續的爭論:沈奶奶希望繼續居家照顧老伴,認為如果送去照護中心就是與老伴“生離”;而女兒則認為母親沒有照護爸爸的能力,如果接他回來那就是“地獄般的生活”。

《前浪》劇照
沈奶奶當然也有掙扎:她會看著老伴在護理院跳舞的視頻跟導演確認“是不是蠻好的?”但立刻又會想到: “不能跟他一起生活,這不是‘生離’了嗎?”在一次探望時,陳爺爺一再表示要回家住,于是母女間的爭論又起,最后以陳爺爺繼續住在照護中心而結束,沈奶奶也只好甩開老伴挽留的手,不回頭地走開。她感慨:“我們年紀大了,不好做主了。”
這是令人五味雜陳的一集:家庭照護阿茲海默癥病人的難度與壓力顯而易見,老人想要陪伴在老伴身邊親自照顧的愿望也殷切而真實,仿佛怎樣選擇都是合理的,但又都是有虧欠的。誠然,認知癥病人的照護是老齡化社會中非常突出的矛盾之一,但本文所想討論的卻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可以理所應當地幫助老年人做決定呢?
積極老年歧視:被忽略的隱性歧視
自主是成年的標志,這意味著一個人可以獨立地進行判斷、做出決定并為之負責。然而,老年人的自主權常常被他人以關心或照顧之名削弱,這是積極老年歧視的一種典型表現。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年齡歧視(Ageism)是根據年齡對他人或自己產生的認知上的成見、感受上的偏見和行為上的歧視。雖然任何人都有可能因年齡而受到歧視,但老年人所遭受的歧視更為明顯,因此,年齡歧視的最通常表現即為老年歧視。典型的老年歧視包括:對老年人能力的質疑,在職場和社會中的排斥,以年齡為由的惡劣待遇,以及對老年人需求和意見的忽視等。
近年來,關于老年歧視的研究焦點從消極歧視擴展到了積極歧視。研究者們發現,在傳統的、明顯的老年歧視之外,有一種歧視以更隱蔽的形式存在:它以“有利于”老年人的面目出現,認為老年人不再是獨立而自主的成人,弱勢的他們理應受到保護,從而溫情脈脈地掩蓋了年齡歧視的本質。因此,積極老年歧視又被稱為“同情年齡歧視(Compassionate Ageism)”或“善意年齡歧視(Benevolent Ageism)”(Binstock, 2010;Cary等,2017)。具體而言,積極老年歧視包含:積極刻板印象(如認為老年人都應仁慈和智慧)、積極態度(如認為退休后才是“黃金時代”)和積極區別對待(如因為“弱勢”或“貧窮”等刻板印象而在各類政策上向老年人傾斜)(Palmore, 1999)。這種積極歧視是對異質性老年群體的扁平化與單一化,以及對老年人能力和人格的俯視,而這恰恰源于一種不愿意正視衰老的“他者化”心態:正如波伏瓦在《論老年》中所指出的那樣,老年人被認為是亞人類或非人類,因為那些壯年時期的成年人通過這種物化來區隔自身與老人,逃離自己內心的他者(other within us),從而否認自己即將到來的衰老。簡言之,“我跟老年人不一樣。”
正如家長說著“為了你好”而代替子女做決定是剝奪了子女的自由選擇權,當我們以關愛為理由,理所應當地替老年人做決定時,積極老年歧視就有可能發生——因為此時我們可能忽略了老年人的自主性與個人意愿。
關愛老年人,難道不好嗎?
盡管客觀上對老年人的政策性傾斜或人際間的幫助對老年人有正向影響,但過度保護和關愛可能低估了他們的能力和需求,從而限制了老年人的自主權和機會,降低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心理健康水平,還可能產生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前浪》劇照
積極老年歧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可能限制老年人的機會與權利,比如《前浪》第一集《不老愛神》中,老張與申奶奶已經住在一起九年了,但申奶奶的侄子因為“你們年紀大了,需要有人照顧了,要請保姆了”為由不讓兩人繼續“談朋友”,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被置于一邊;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的吳心越在養老院的田野觀察中也發現:養老院的照顧是一種看管加保護的模式,為了老人的身體安全而盡量限制老人的活動范圍,鍛煉、清掃等日常活動也不被鼓勵。老年人需要做的是“聽話”,被動地接受照顧,不要展現自己的主動性。
這樣的限制當然會影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吳心越發現老人們形容在養老院的生活是“度死日”,因為過多的規定和限制使生活變得枯燥乏味,也加劇了老年人的自我貶低和自尊受損,他們容易覺得自己已經老去,無法為他人提供幫助,甚至認為自己成了社會和家庭的負擔。久而久之,他們不敢也不愿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從而加劇了上述惡性循環。過往研究也佐證了上述觀點:過度照顧或遷就會使得老年人喪失自尊、動力、信心和控制感(如Baltes & Wahl, 1996;Hehman & Bugental, 2015;Meisner, 2012)。哪怕看上去非常正面的行為也可能對老年人產生負面的影響,比如人們尊重老年人的知識和經驗,常常希望從他們身上獲得建議和問題的解決方案,但老年人并不總是享受這種“意外的尊重”,因為當他們無法達到年輕人的期望時,他們就會產生壓力(Minichiello等,2000)。
宏觀來看,積極老年歧視可能也會對社會有負面影響:比如,在公共健康危機中,過分強調老年人需要幫助的報道可能會矮化老年人的形象,邊緣化老年人的聲音,偏移老年人的真正需求,造成對老年群體的社會排斥等(Døssing & Cr?ciun, 2022;Wong等,2023);對老年人的稅收、醫療等政策的傾斜也可能加劇年輕人的財務壓力和機會削減,從而導致年輕人的不滿與群體間的對立(Bratt等,2020;Palmore, 1999);中青年群體也可能因為老年歧視而產生更多的負面行為以證明自己“并不老”(Popham等,2011)。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在社會中的占比逐漸增加,如果不能平等、尊重地對待老年群體,限制他們發揮能動性的空間,那么整個社會的潛力也將被削弱。
關照與歧視的邊界:尊重、聆聽、消除偏見
行文至此,最難的問題浮現出來:我們應該如何關照老年人呢?關照與歧視的邊界究竟在哪里?
聯合國對此的答案是:關鍵是對老年人的關照態度與行為是否基于有關年齡的刻板印象,識別和消除這些刻板印象是改善老年歧視的核心。在政策制定與日常生活中,我們也需要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權和獨立性,傾聽他們的需求和意愿,而不是理所應當地將他們置于“被照顧”的位置。具體而言,也許我們可以檢視自己或身邊是否存在下列積極歧視的觀點和行為(Cary等,2017):
1. 在做事時提醒老年人注意自身的年齡限制是好的,以免他們在失敗時心情受挫。
2. 考慮到老年人已為社會做出貢獻,就算他們想要,也不必繼續工作了。
3. 老年人身體虛弱容易生病,他們不應該再工作了。
4. 跟老年人說話要慢,因為他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理解。
5. 因為老年人容易傷感,應避免讓他們接觸傷心的消息。
6. 老年人需要關愛與保護,讓他們遠離社會的嚴酷現實。
7. 對老年人反復講解有助于他們理解,因為他們很難第一次就明白。
8. 即使他們沒有尋求幫助,也應該主動為老年人提供幫助。
9. 即使他們沒有尋求幫助,也應該幫助老年人提購物袋。
當然,積極老年歧視的表現林林總總,因應文化的差異也會有所不同,以上量表僅僅是提供一個微小的切入口來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行為罷了。
小學時候,有一次我正打算過紅綠燈,發現身旁站著一位老奶奶,于是當綠燈亮起,我二話不說上前攙扶著她走過路口。老奶奶很溫和地跟我說謝謝,我嘴上說著“不用客氣”,但在心里得意地表揚自己:“你可真是個助人為樂的好少年!” 如果故事終結在這里,那該是多好的一段作文素材。然而,當我走開了一陣,回頭望去,卻發現老奶奶又慢慢穿過馬路,走回去了。那一刻我驚訝、失落、無地自容,但如今卻無比感激,是她的寬容與智慧教會了我重要的一課:尊重是最重要的人際交往準則。正如《前浪》第三集中的徐爺爺在95歲高齡仍想考駕照,當他把這個想法告訴物理治療的醫生時,他們的對話:
“我在考汽車駕照。”
“你現在嗎?”
“百分之九十考好了。”
“可以的,加油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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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tes, M. M., & Wahl, H. W. (1996).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old age: The dependence-support and independence-ignore script. Health Communication, 8(3), 21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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