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延續之前的建議，將視角深入基層工作人員。面對報文報表形式主義突出等問題，她帶來提案，建議有效利用大數據平臺統籌安排，為基層減負增能。

蔣勝男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說，一些基層工作者將大量時間和精力耗費在一些無謂的報表等事務性工作中，為報表東奔西走、疲于應付，而用于切實幫助群眾解決問題的時間被嚴重壓縮，這需要通過改革和管理創新來為基層減負。

作家、編劇蔣勝男曾創作《羋月傳》《燕云臺》等多部經典作品，是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過去幾年，她曾提出非法代孕組織者入刑，改善產假、陪產假及育兒假規定，放開公務員35歲門檻等多個建議，推動相關政策完善。

蔣勝男（受訪者供圖）

談為基層工作者減負

“避免重復調研和多頭檢查，減少對基層工作的干擾”

新京報：今年兩會，你帶來5份提案，其中之一是建議有效利用大數據平臺統籌安排，為基層減負增能。為何會關注這個話題？對此做了哪些調研工作？

蔣勝男：我關注到基層減負這一話題的契機主要源于對年輕人工作狀況的長期關心和深入研究，特別是在2022年我提出《解除35歲職場恐懼、修訂國家公務員報考年齡限制的建議》，調研過程中就更加了解了這個問題。

我發現，職場年齡歧視和“35歲職場恐懼”不僅對個人產生了極大的壓力，也對社會產生了負面影響，比如影響到婚育率和消費信心等。這些發現促使我深入調研基層工作人員的實際工作負擔，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基層工作者不僅要處理日常的行政任務，還要應對更多的額外工作。我通過與基層工作者直接對話、分析社交媒體上的相關討論，以及參考相關政策和文獻，進行了全面的調研工作，以確保提案能夠切實反映基層工作人員的實際需求和問題。

新京報：據你觀察，基層工作者的真實工作狀態是什么樣的？有沒有一些典型案例，讓你印象深刻？

蔣勝男：一些基層工作者的真實工作狀態可以用“忙碌而疲憊”來形容。他們每天不僅要應對繁重的行政任務，還要處理突發社會事件，經常加班加點。其中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位鄉鎮公務員，他在一次對話中提到，自己的工作幾乎完全被各種報表填寫和數據APP打卡占據，導致很難有時間和精力去開展實際的民生工作，工作壓力巨大。

鄉鎮單位作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地落實到老百姓身邊最直接的執行者，將精力用在為老百姓分憂解難上，是對基層工作者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報文報表上的形式主義問題比較突出，基層單位忙于在材料和表格上“空轉”。“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基層工作者面對各種報表要求疲于應付，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一些無謂的報表、匯報材料、迎檢資料等事務性工作中，有些地方動不動就搞個問題清單，但凡出現的問題，都要清單化處理。沒有問題，也要填各種報表。一些基層干部為報表東奔西走，而用于切實幫助群眾解決問題的時間被嚴重壓縮，最終基層減負不僅淪為空喊口號，甚至還要為此多填一張“基層減負整改工作進度表”。

新京報：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相繼出臺政策，加大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整治力度，為基層減負。你認為，基層減負的難點、堵點具體在哪里？

蔣勝男：盡管中央到地方都出臺了政策加大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整治力度，基層減負仍然面臨著諸多難點和堵點。首先，一些地方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根深蒂固，改變現有的工作模式和思維定式需要時間。其次，多頭管理和缺乏有效的統籌協調機制導致基層工作者被迫應對來自不同部門的重復和矛盾的要求。再者，現有的評價和考核機制過于注重形式和數量，而忽視了工作的實質內容和質量。這些問題共同構成了基層減負工作的難點，需要通過改革和管理創新來解決。

新京報：你建議，要建立行政事業單位內部系統報表數據中心，實現高效數據處理和信息共享。此外，還建議部門聯合檢查、統一調研。但每個部門職責不同、調研問題和對象也不同，統一調研是否有可行性？

蔣勝男：關于部門聯合檢查和統一調研的可行性，雖然各個部門的職責和關注點不同，但通過建立有效的溝通和協調機制，實現資源共享和信息互通，是完全可行的。可以設立一個跨部門協調小組，負責統籌各部門的調研計劃，避免重復調研和多頭檢查，減少對基層工作的干擾。通過共享調研結果和數據，各部門可以在不直接增加基層工作負擔的情況下，獲得所需的信息和支持。此外，可以采用現代信息技術，比如大數據分析和云平臺，來提高調研和數據收集的效率，確保調研工作既能滿足各部門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減輕基層工作人員的負擔。

談教育減負

“分管教育的相關領導需負起為教育部門抵制壓力的作用”

新京報：你在提案中特別強調，分管教育的相關領導，應負起為教育部門抵制壓力的作用。如何看教育減負問題？難點在哪里？

蔣勝男：教育減負問題是當前教育領域面臨的一大挑戰，它不僅關系到學生的身心健康，也關系到教育質量的提升和家庭教育負擔的減輕。我在提案中強調分管教育的相關領導需負起為教育部門抵制壓力的作用，是基于對當前教育減負工作中存在的難點和阻力的深刻理解。

首先，教育減負的難點之一在于如何平衡教育質量和減輕學生負擔之間的矛盾。一方面，社會和家長普遍期望學生能夠在學習上取得優異成績，這往往導致學校和教師增加學生的學習任務；另一方面，過重的學習負擔又會影響學生的身心健康，違背了教育減負的初衷。如何在保證教育質量的前提下有效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是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其次，教育減負還面臨著家庭教育觀念和社會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一些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投入過度，即便學校減輕了學生負擔，家長也會通過報名各類補習班和培訓機構來提高孩子的競爭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學校減負的效果。同時，優質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也加劇了教育減負的難度，不同地區、不同學校之間的教育資源差異，使得減負工作無法均衡推進。

在這樣的背景下，分管教育的相關領導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要推動和落實減負政策，更要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抵制來自各方的壓力，確保減負措施能夠真正落到實處。這需要領導們具備堅定的決心和明智的判斷力，既要堅持教育減負的原則，又要兼顧教育公平和質量，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輕松愉快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談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

“創新土地經營和宅基地分配模式，確保農村婦女能夠獨立享有土地權益”

新京報：此次兩會，你還帶來提案，建議推進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促進性別平等與鄉村振興。關于“外嫁女”的涉土地合法權益保障問題越來越受關注。據你觀察，農村婦女的侵權通常表現在哪些方面？維權難表現在哪些層面？

蔣勝男：根據我所進行的調研，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侵犯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不平等。由于傳統觀念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影響，農村婦女往往無法作為獨立的經濟個體享有土地承包權。在許多農村地區，土地承包權仍然以男性為主，女性尤其是“外嫁女”很難在原家庭獲得土地分配。

其次，農村婦女在宅基地分配、使用權上也面臨著不公平的待遇，一旦婦女結婚離開或離婚后，她們在夫家或娘家的宅基地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

再者，集體經濟收益分配中的性別不平等。即便法律上規定男女平等享有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實際操作中女性往往被邊緣化，特別是對于那些離婚、喪偶或改嫁的婦女，她們在集體經濟分配中的權利往往被忽視或剝奪。

維權難的層面主要體現在法律認知度低，農村婦女普遍缺乏法律知識，不知道如何通過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法律執行力度不夠，即便有相關法律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執行不力，導致農村婦女難以通過法律手段維權；社會觀念根深蒂固，傳統的性別角色和家庭結構觀念仍然影響著農村社區，使得農村婦女的權益難以得到實際的保障。

新京報：對此，你有哪些建議？

蔣勝男：為了有效推進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和促進性別平等與鄉村振興，我提出以下建議：

加強法律宣傳教育，提高農村婦女的法律意識，通過各種渠道和形式普及土地權益、婚姻家庭以及性別平等的相關法律知識，使她們知曉自己的權利并勇于維護。完善法律法規，建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自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保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具體措施，尤其是對“外嫁女”的土地權益給予明確保障。創新土地經營和宅基地分配模式，探索以個人而非僅僅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土地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分配，確保農村婦女能夠獨立享有土地權益。

此外，還應建立農村婦女權益保護機制，建立專門的農村婦女權益保護機構，為她們提供法律咨詢、糾紛調解和訴訟支持等服務，特別是在土地權益維權方面提供實際幫助。加強監督和執行，強化對現有法律法規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確保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法律法規得到有效執行，真正將政策落到實處。

通過上述措施，逐步解決農村婦女在土地權益上遇到的問題，促進性別平等和鄉村振興的全面發展。